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21004/18031269
一宗海難令梁振英露底，讓其無良、無恥及無能本性盡見人前。
當晚慘劇發生時為八時廿三分，距國慶煙花匯演尚有半小時有多。要知道這不是普通意外，而是嚴重海難，相信香港政府極有效率的通報機制，絕對能傳到梁振英耳裏。假如梁振英果斷地立即取消煙花匯演，調動維港內的救援船隻全力趕往搜救，或有更佳效果，不過他並沒有這樣做。他以「國慶為大」的心態，並礙於政治因素而不敢去叫停煙花匯演，結果任由這邊廂發生海難，那邊仍然大放煙花去粉飾太平，恍如以放煙花的鼓樂喧天去掩蓋遇難者的哀嚎，可謂泯滅良知。
其二，事後有記者詢問他有無想過取消煙花匯演，他竟回答「這個應該是主辦單位回答的問題。」可是國慶煙花匯演節目由民政事務處負責統籌，廣東省各級政協委員聯誼會贊助，旅遊發展局網頁列出煙花匯演的組織機構正是民政事務局。而民政事務局聽命於誰呢？將責任諉過主辦單位，亦即是其下屬民政事務局，就是無恥至極！
其三，當大夥兒在瑪麗醫院忙得團團轉的時候，梁振英竟帶同一眾局長和消防處處長陪同中聯辦副主任李剛到場，佯稱探望傷者，實為讓李剛高調會見傳媒宣佈大陸已派打撈船隻到香港。他們的行徑，一如京官到災難現場訓示一樣，完全不顧緊急救援工作會受他們阻礙。要知道，各大部門首長尤其是消防處處長，當遇上大災難時互相協調，工作如爭分奪秒，哪有時間離開崗位去當人肉佈景板襯托這位在政府內沒有任何職銜的外人李剛去做「秀」？回想一九九六年嘉利大廈大火發生時，時任港督彭定康並沒有第一時間到現場指揮救災工作，而是在第二天大火完全救熄後才到現場，後來記者問他為何如此姍姍來遲，肥彭回答「當消防員正努力撲救大火的時候，我來這裏對救援工作並無幫助，只會影響消防員的工作。」以「肥彭」和「狼英」相比，無論政治判斷和管治能力，俱高下立見。
香港的悲哀，就是特首是由北京欽點產生，無論董建華、曾蔭權還是梁振英，每當發生任何事故，他們都不會站在香港人的一邊，其所思所想全是為其主子服務。而論人格和能力，更一蟹不如一蟹，梁振英相比上兩任特首，更加無良、無恥及無能。哀哉香港人，無論怎樣不滿，在目前制度下，都不能用選票將其踢走。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20702/16475717
回歸前的香港，無論民間團體抗爭還是記者到場採訪，往往都在法例底線上「打擦邊球」，而警方在大部份情況亦能做到盡量克制，三方面各師各法互相博弈，並沒有將對方推到對立面。
時至一九九七年，警方在回歸慶典會場外播放貝多芬《第五號交響曲》以掩蓋示威者的聲音，時任警務處處長李明逵強調播放音樂只是為了緩和現場緊張的氣氛，雖然此着有「打茅波」之嫌，但總算沒有過份使用暴力，也可見其有「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智慧。
時至今日，當胡錦濤參觀啟德郵輪碼頭工地時，香港記者在採訪區內向其發問：「香港人希望平反六四，你聽得到嗎？」即被警方扣押十五分鐘查問，事後發言人無法解釋原委。回看二○○○年十月，董建華赴北京述職時，有線電視記者張寶華（現已易名為張洺華）在北京當眾「咬住唔放」追問當時的國家主席江澤民是否欽點董建華連任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令江澤民氣上心頭，破口怒斥香港記者，其中「
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和「悶聲發大財」更成了其名句。雖則如此，當地公安並沒有動張寶華分毫。莫非今日香港警察連十數年前的北京公安都不如？
另一邊廂，民間團體向國家主席胡錦濤表達訴求時，被誘至巨型水馬重重圍困的示威區內，慘遭胡椒噴霧迎面狂噴，也殃及在場採訪的記者。要知道，使用暴力向來不是平民的強項，示威者和新聞工作者都是各司其職，做好本身角色，犯不着和訓練有素的警察正面衝突，但這並不代表會啞忍氣燄越趨張狂的公權力。執法時因政治考量而濫用暴力，這樣只會將示威者和本應定位中立的新聞工作者連成一線，並感召更多沉默群眾挺身，以各種形式和公權力對抗，令本來民望偏低的政府的管治成本增加，施政更寸步難行。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10318/15086070
警方在三月六日鎮壓街頭示威行動中，用胡椒噴霧射向八歲男童，令公眾嘩然。然而政府態度強硬，先有保安局局長李少光狠批家長帶小朋友參與抗爭活動後；後有警隊「一哥」曾偉雄拒絕為事件道歉，並斷言：「警方冇做錯，維護法紀要道歉係天方夜譚。」可見政府對公眾集會的取態已由容忍轉為強硬。
作為家長，既希望藉著參與群眾活動，令下一代認識社會和了解公義，以免被學校的所謂公民教育課蒙騙；又懼怕日後帶同孩子參加遊行時會無辜被傷害。而作為普通市民，如果警務處長的言論是針對為非作歹之徒的話，會感到十分振奮，可是他的打擊對象卻是手無寸鐵的和平示威者。也許這是一個良好機會，讓家長們向孩子解釋強權與公義的微妙關係。
理論上，警察執行職務是按法律賦與的權力行事，看似理直氣壯，但如果整個制度都是不公義，警察只是掌權者手上的一件誅除異己的工具。1955年12月1日，美國黑人婦女羅莎．帕克斯(Rosa Louise
McCauley Parks)拒絕讓座給白人乘客，結果被警察拘捕，最後罪成收監，事件喚醒當地黑人的民權意識，在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的帶領下公民抗命，成就了反對種族歧視運動。
上世紀三十年代，印度殖民地政府規定食鹽由政府專賣，禁止人民製私鹽，藉此抽取苛重的鹽稅。甘地（Karamchand Gandhi）帶領人民到海邊取鹽，公然挑戰政府。最後，殖民政府拘捕了六萬多人，而甘地亦前後入獄達七年之多。這種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經過漫長的鬥爭，終使印度在1947年宣布獨立。
反觀香港，群眾運動向來都是秩序井然，既沒有影響正常經濟運作，也沒有擾亂公眾安寧，這也是部份人引以為傲的，而社運人士也對這套流水作業式的示威活動習以為常。打從韓農衝擊世貿會議開始，大家才猛然醒覺，香港社會運動的組織和引起公眾關注的能力，和他們相比是幼稚園水準。近年熱心參加社會運動「八十後」，似乎不甘受這個潛規則約束，他們不為選票，不為個人名利，不計較得失，甚至不介意被捕，都走出來捍衛心目中的價值，和對抗社會的不公義。在警察角度，他們是擾亂社會秩序的滋事份子，好應將其繩之如法，一如當年美國警察對待羅莎．帕克斯，或印度殖民地警察拘捕甘地一樣。
2009年，以色列政府空襲加沙。日本小說家村上春樹赴耶路撒冷出席文學獎頒獎典禮時，在以色列總統佩雷斯面前演說，公開批判以色列的軍事行動，當中有兩句演辭是：「以卵擊石，在高大堅硬的牆和雞蛋之間，我永遠站在雞蛋那方。」「無論高牆是多麼正確，雞蛋是多麼地錯誤，我永遠站在雞蛋這邊。」
家長們，請讓孩子自由選擇，究竟應站在高牆還是雞蛋那方。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090302/12400691
首批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塵埃落定，北九龍裁判法院營運權批予美國薩凡納藝術設計學院，惹來其中一個落選單位八和會館強烈反彈。一時間活化歷史建築諮詢委員會、八和會館互相發炮，好不熱鬧。終於要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走出來「救火」，表示願意承擔政治責任。
八和會館一向對這個場館寄望甚殷，據稱曾花費五十萬元草擬計劃書，以其規模而言，可謂背城借一。希望越大，失望越大，難怪向來強悍的主席汪明荃接到落選通知時「差點兒哭了出來」。其實按活化歷史建築計劃的評審準則，八和會館應該敗得心服口服，以其人力物力和歷史背景，根本不可能是美國薩凡納藝術設計學院的對手，在其遞交計劃書之前，理應心知肚明。可是，政府卻要搞搞政治手段，鼓勵八和會館去參與競逐，安排這個有知名度的大配角來跑龍套，並讓其合理地落敗，以此加強當選者的認受性外，也來個順水推舟，堵住民間責難政府漠視粵劇發展的聲音。奈何主理人眼高手低，過程間製造了太多憧憬給八和會館，結果搞出一場鬧劇。
至於美國薩凡納藝術設計學院，獲批的原因除了保育古蹟經驗豐富外，財雄勢大，毋須政府資助分毫亦是主要賣點。不過，當這個保育項目搖身一變，成為一所一千五百個學額、每年學費二十一萬的專上學院後，每年高達三億多元的收益就是一盤大生意。雖說活化歷史建築計劃規定其盈利，只可用作活化計劃，但政府又如何有效地監察，以確保非牟利的宗旨？特區政府和外國機構交手，做了寃大頭的例子多不勝數，最經典的就是「割地」興建迪士尼樂園。且看今回特區政府又會否製造另一處「美租界」。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090227/12383310
近日中國足協以史無前例的方式招聘國家男子足球隊教練，嚴格篩選的參加者，除了要接受面試外，還要參加長達三個小時筆試，和通過專家小組評審，始能成為「國足」的新主帥。這次能否找出一位摩西帶領長處低潮的「國足」走出紅海仍是未知之數，但民間對「國足」不滿之情，似乎已到達沸點。
足球運動在中國的受歡迎程度，絕對不下於其他足球王國。中超聯賽入座率甚高，知名球隊有極高的市場價值，贊助商絡繹不絕，球員身價也水漲船高，綠茵場上奔馳的位位都是大款爺，收入之豐厚令其他運動員望塵莫及，有說一位「國足」球員的身價，比商業價值較低的「中國女足」全隊薪酬還高。可是天王巨星的身價，卻和球技成反比例。但在保護主義的庇蔭下，球會起用亞洲外援受到嚴格限制，令他們在國內聯賽尚可以「也文也武」，不過一旦「國足」召集入伍，對着海外對手就現形了，一如甲午戰爭的北洋艦隊，潰不成軍，輸得難看。
中國球迷對「國足」有着複雜的感情。他們既希望「國足」能衝出亞洲，替國家爭光，奈何屢戰屢敗，世界排名竟跌到一百零四位。另一方面，見到聯賽經常做假，黑哨醜聞頻傳；而球星們體力不繼、紀律鬆散、球品差劣，甚至群起毆鬥，負面新聞不絕於耳，對他們頗有恨鐵不成鋼之嘆。
在民間，他們的不濟事已成為嘲笑和侮辱的最佳對象，甚至連傳媒也幫一把，無論報章評論、電視節目也不留情地狠批。也有球迷因不滿「國足」的劣績，發起了「山寨足球聯盟」，聯繫全國各地的山寨足球隊，並建立了全國山寨聯盟的官方網站
http://www.dajiazuqiu.cn/，招募民間熱愛足球的人士成為山寨足球隊員，再安排各省市球隊踢聯賽，最終從全國山寨隊伍中挑選出優秀的球員組成一支「山寨國足」，向正版的國家足球隊挑戰。
按這個專制國家的價值觀，「國足」出賽時代表國家，球員們背負國家尊嚴，是「神聖不可侵犯」的象徵，理應任何人都不得褻瀆。要是在其他類似項目，早已受到嚴密保護，最佳例子就是奧運時的聖火跑手，着緊程度仿同國祚已和其緊扣一樣。為何「國足」的待遇又大大不同呢？中共不是省油的燈，自有其盤算。在國內，民間反對聲音向來都被肆意打壓，傳媒又噤若寒蟬，第四權早已失去應有作用。當人民的怨氣欲洩無從時，要是有甚麼敏感事件發生，就很易借勢蔓延，一發不可收拾，尤其是無遠弗屆互聯網出現後，消息傳播和凝聚群眾的效力更超乎想像。
現時，不濟事的「國足」身懷的政治任務，就是做民怨的排氣口，任人指罵，疏導國人的怒氣往體育運動方面走，暫且忘記其他民生和政治問題。「國足」球員可謂忍辱負重，就算薪酬再高也值！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090220/12230064
甫進入二○○九年，中共巨頭接踵外訪，當中以溫家寶最搶風頭，雖不到訪法國，卻出言批評法國政府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不力，可謂強暴干預別國內政；復在劍橋大學遭德國學生擲鞋，那名學生說：「劍橋大學怎可與這個獨裁者一起墮落？」他的確沒說錯，文明地方的高等學府即使邀請獨裁者到來演講，決不會一起墮落，因為道不同不相為謀。另一邊廂，胡錦濤出訪非洲國家時就大受歡迎，這就說明了何謂物以類聚。
金錢外交建立勢力
中共建政以來，都視一眾非洲國家為盟友，即使在一窮二白時候，也要勒緊褲頭，寧可餓死自己人民，也要出錢出力幫助遠方的窮朋友，而且給予援助時沒有附帶條件，不像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要講甚麼改善人權法治，自然大受歡迎。在經營了數十年的金錢外交下，中共在非洲建立的勢力，甚至超越其他強國，恍如「第三世界」的老大哥。可是部份非洲盟友，人民皆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領導人卻盡刮民脂民膏去購買軍火鞏固勢力，和享受窮奢極侈的生活。中共決不會干預別國內政，更給予其領導人各種方便。去年聯合國安理會專家小組的一份報告，稱曾經有一批中國製造軍火從剛果運往津巴布韋，當記者追問外交部發言人秦剛時，他只好砌詞狡辯，硬說西方媒體無中生有、別有用心。日前，非洲國家津巴布韋總統被揭發秘密用巨款在香港購買豪宅，總統夫人又出手打傷前往採訪的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記者。津巴布韋人均生產總值只有二百美元，是全球最窮的國家，也是通貨膨脹最厲害的國家。據報道，這位總統夫人還打算在中國經營鑽石加工生意，將其國家生產的鑽石先運到香港切割，再送到青島開設工廠打磨，以後和中國的關係定當更密切。據二○○九年版的《中國外交》白皮書所述，中國會「妥善處理津巴布韋、蘇丹達爾富爾等熱點問題，在聯合國安理會改革問題上與各方加強溝通，發揮建設性作用。」原來「妥善處理」就是這樣解釋，的確令人大開眼界。
與文明價值觀脫軌
為何中共會不理文明國家抗議，不斷縱容和包庇「第三世界」獨裁者？除了為籠絡這些盟友外，唯一解釋就是物傷其類。中共的獨裁和貪污掛鈎，無論經濟怎樣發展，也和文明社會的價值觀脫軌。一眾中共貪官對着「第三世界」的領導人，就如看見自己的影子；而看見對岸的卸任民選總統旋即因貪污而鋃鐺入獄時，會不心寒嗎？怎樣算都是獨裁比民主更安全。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090120/12110397
無論情色還是色情，在任何載體出現時，都是最吸引眼球的。所以在市場主導下，章子怡的艷照順理成章成為了各大報章雜誌的頭條；亦令不少所謂衞道之士看得牙癢癢，忙着向淫褻物品審裁處投訴了。與此同時，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李國能公開表示《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早應檢討，而淫褻物品審裁處同時履行「行政評級」和「司法裁決」職責既不適當亦不理想，並建議以陪審團制度取代現有的審裁委員制度。
保守勢力壟斷
現時《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對審裁員的要求極低，只要年滿十八歲、居港七年以上、通曉書面英文或書面中文就有資格申請，並由終院首席法官委任。可是，熱衷於這份差事的所謂「社會人士」，大都有濃厚宗教背景，以致整個制度早被保守勢力壟斷。
香港人既受華人傳統思想影響，又接受了基督教的婚姻理念，雖混沌不純，但卻把兩方面最保守的概念兼收並蓄，並主導了道德標準。在這種氛圍下，不論是「情色」或是「色情」在公共空間出現時，部份人都會神經繃緊；而且站在道德高地者眼中更只有「色情」，而沒有「情色」，尤以淫褻物品審裁處的審查標準為甚。八七年所立的《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雖然內容尚算清晰，但因審裁員的標準不一，以致有報章刊登大衞像的廣告竟然被列為二級不雅物品的國際大笑話。
強套主流價值
「情色」乃台灣學者為英文字詞Erotica繙譯而成，並與含貶義的「色情」Pornography區別。前者對性意味的描繪之餘，有一定程度的藝術和哲學的概念；後者則主要展示或描述人體或性行為，目的為引起官能刺激。不過，兩者都有其存在價值和社會功用。當主流思想連「情色」和「色情」都搞不清，並一概把其視為骯髒時，就令公共空間枷鎖重重，社會一天比一天保守，而被謔稱為「網絡二十三條」的《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檢討諮詢文件，就是要強暴地加入這套主流價值觀。可是，世界是多元的，無論主流或小眾，都有獲取資訊的自由。尤其在無遠弗屆的網上世界，吾之甘飴，汝之砒霜，誰有權力去界定何謂不良資訊？香港是多元社會，尊重自由是核心價值，何以道德標準會淪陷予道德塔利班？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081219/11988827
亞視上演的《王維基的最後十二夜》，比過去數年製作的任何劇集更引人入勝。這短短十二天，是亞視「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壞的是王維基對機構文化的批評，刺傷了部份耽於安逸的員工的弱小心靈，令到人心惶惶，恐怕會成為被裁目標；好的是積弱多年的亞視，終於出現一個肯大刀闊斧改革和敢於說真話的領導人。可惜一切俱往矣。
王維基點出了癥結所在
始自麗的時代，這間電視台曾多次易手，其間節目偶有佳作，惜往往無以為繼，直至由紅頂商人接手後，便乏善足陳了。究其原因，就是節目以外購劇為主，減少自家製作，並放棄香港市場，以照顧大陸觀眾為主要目標。最要命的就是以往稍有能力和鄰台分庭抗禮的新聞報道，政治立場也傾向北京，惹來「中央十台」之譏。其實無論人力物力，亞視都不能和國內電視台相比，亞視在中國大陸唯一優勢就是以「香港的電視台」這個身份，播映富有香港特色的電視節目，如果連這些也要放棄的話，就變得全無看頭，國內觀眾幹嗎要看你？何不看同聲同氣的國內電視台？結果就是兩面不討好，節目水準每下愈況，觀眾和廣告大量流失，收入主要靠內地廣告商接濟，以致連年虧損。以「香港仔」自居的王維基在上任後曾說：「如果亞視要變成國內台，我冇興趣。亞視係一個香港人嘅電視台。」「我好憎靠人哋，香港人唔應該成日問阿爺攞嘢。」「即使有北面支持，我都唔要。」這些「去中國化」言論，對大陸人來說可謂刺耳，但亦一針見血地點出了癥結所在。亞視就如香港縮影，發生在其身上的事，亦是始自回歸後香港要面對的問題。
和大陸融合令優勢消失
早在二○○一年，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在其卸任前演說「撫今追昔、翹首明天」，談及港人越來越把目光投向大陸，過於關注香港與大陸接軌，忘記香港與大陸的差異、與國際的傳統聯繫才是香港的優勢。當時惹來親中媒體口誅筆伐，事後觀之證明她不無道理。以近年陷入谷底的香港電影業為例，每年產量只有五十餘部，從業員除了埋怨受翻版和網上下載打擊外，有沒有反思當大家北望神州之餘，是否已失去了個性，為迎合國內市場而把自己弄得面目模糊？早年港產片的活力和魅力去了那裏？二○○六年，電影《黑社會以和為貴》港台同步上映，獨缺大陸市場，原因是大導演杜琪峰不想扭曲了電影完整性，沒有遷就大陸上映而修剪，索性放棄國內市場，其勇氣可嘉，因而贏得不少掌聲，亦贏得了極佳票房，證明堅持維護香港獨有之處才是生存之道。
香港的出路，不是和大陸融合，而是保留自己的特色以凸顯和大陸有所不同，如果這些優勢消失，如果香港和大陸任何一個城市沒有多大分別，香港人豈非自毀長城？王維基在亞視的改革甫開始已告失敗，未能令其撥亂反正，這除了是亞視的損失，也是香港人的損失。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081209/11945858
上周三晚，包機事件尚未平息時，港府管治威信又再一次受到衝擊。事緣新界的士因受市區的士新收費影響而圍堵機場，而市區的士借勢發難，全城交通烽煙處處。其實事件早有預示，早在立法會正式復會前夕，已有數百輛市區的士在機場範圍遊行和在中環慢駛，以抗議「短加長減」，只是政府仍一意孤行照推方案，立法會又草草通過，建制內各門各派皆毫無危機意識，無視業界部份反對聲音。
時至今日，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邱誠武仍強調的士新收費是交通諮詢委員會與的士業界經過磋商後的結果，有關措施已經落實並不會改變。但他有否深究過當日業界代表的認受性和當前經濟情況的轉變？如果新收費是一個對業界有利的政策，為何會惹來激烈的反彈？
的士行業向來山頭林立，主要分為集團式持牌者、個體戶持牌者、司機和八折黨司機，身份時而重叠，但又時而角力，在加價問題上則各有盤算。交通諮詢委員會與的士業界商討時，要擺平各方利益不是易事。的士牌照是一項流動資產，連銀行也視其為貸款應可抵押品，不過交投並不活躍，近年平均都是每年約三千宗成交，即使存有溢價，價格仍高企不下，市場功能早已失效。持牌者為保持回報率，向司機收取的車租一定和牌照價格掛鈎，只要車租不斷上升，牌價自然水漲船高。租車司機的收入受燃料價格和車租左右夾擊，難免一肚子怨氣。近年經濟轉型，不少人轉業加入這個入行門檻低的行業，造成供過於求，而其他交通工具的競爭力則越來越強，的士早已沒有加價的條件。早前每程增加一元附加費後，部份的士司機收入竟不升反跌，可是這卻成為當日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鄭汝樺加快處理的士加價的理由，完全違反邏輯。
「短加長減」方案主要是針對所謂「八折黨」，令其給予長途乘客折扣時無利可圖，減低他們和按錶收費的司機的競爭力。「八折黨」的形成，全因為的士價格和實際供求脫軌。由於長途乘客偏少，司機為了做成交易，或者純為留住熟客，往往給予折扣，以和同業競爭。用調整價格來修補市場失衡，是完善自由市場最佳例子，其實「短加長減」的理念也是間接認同其比按錶收費合理。不過按現時法例，的士司機不按錶收費屬違法，而乘客向司機議價則不算犯法。法例除了對司機不公平外，亦違反自由市場原則。在交易中議價在道德上絕不是罪惡，只是過時的法例令人覺得這是洪水猛獸。雖然的士劃一收費是維持市場秩序和減低訊息費用的最簡單方法，但前線的士司機卻成為整個的士行業中最缺乏議價能力的一群，他們意識到自己唯一的本錢，就是堵塞車道搞抗爭。
既然的士危機勢難擺平，何不以創新思維處事？先清除不必要的管制和干預，將的士議價非刑事化，容許司機在一個預設的合理範圍內自行調整價格，讓的士收費交回市場決定罷。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081204/11928042
一名香港人從曼谷包車南下布吉機場不幸遇上車禍身亡後，差不多同一時間，港府終於宣佈派遣包機往泰國。筆者乃早了一天選擇同一路線返港的香港旅客，聽到消息後不禁悲慟難眠。
早在港府決定包機之前，國泰早已調派加班機往泰國，接載員工及手持其機票的乘客，但其他非國泰客戶，就沒責任照顧了。當時筆者身在曼谷，手持其他航空公司的機票，甫得知消息便跑往國泰辦事處，結果連登記候補機位也被拒絕時，也覺得沒甚問題，因為以自由市場經濟角度來說，這絕對是合情合理，旅客捨大企業而光顧價錢較便宜而商譽較差的品牌，就要付出風險代價了。在當時局勢未惡化時，筆者並沒有埋怨港府沒有派出包機，因為包機先例一開，就如銀行存款保障計劃一樣，只會製造不公平競爭，令經營有道的企業商譽貶值，得益者不是市民，而是那些無視市場風險或客戶利益的公司。
不登記求助者資料
但這並不代表筆者認同這個窩囊政府的危機處理能力。早在泰國示威者初時佔領機場之際，筆者已致電入境事務處主理的境外港人求助熱線1868查詢，豈料接聽者竟然只囑筆者留在安全地方，甚至沒有登記來電者的姓名和聯絡方法，試問一旦局勢轉變時，入境事務處如何通知在境外求助的香港人？其後筆者再致電查詢當前局勢時，接聽者竟然坦承其資訊來源只是來自報章和互聯網，其辦事能力和境外機構的關係不禁令人質疑。保護境外香港人安全是保安局的責任和義務，而1868就是最前線的一員，作用等同求助者一條救命繩，身在境外徬徨無助的人最基本需要的是資訊，可是連這樣最基本的服務也不能提供，其作用似乎只是用以統計求助數字，對求助者則棄若敝履。
管治威信蕩然無存
其後，泰國局勢急劇惡化，其他地方相繼派出包機往泰國接載國民時，議事堂內的不滿聲音越吵越烈，各政黨相繼要求港府出手，這時保安局竟發表聲明，不會派出包機往泰國接載滯留的香港人，潛台詞就是不會讓你們這班大叫大嚷的政客在政府身上掠取民望，強政勵治原來就是「鬥氣」的代名詞。直至有港人遇難，政府立即打倒昨日的我，派出包機，可謂進退失據，管治威信蕩然無存。
經此一役，香港市民都明白到，當在境外遇上同樣事故時，不要奢望這個政府能給予任何協助，更遑論出手相救；與其依賴政府倒不如光顧商譽良好的航空公司，買機票時付多一點溢價，是物有所值的。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081125/11889254
某日資百貨公司在租金昂貴的尖沙嘴商場開設大型分店。以今時今日的香港消費市道而言，敢於去擴張版圖，可算是逆市奇葩。這間公司曾兩度撤離香港，○一年重臨後越做越大，已在香港零售市場佔一重要席位。其品牌名稱，簡單解釋是沒有牌子的優質商品，而「無設計」、「減少浪費」就是其一直標榜的概念，這是一種環保、簡約、自然、基本的生活型態，充滿日本禪學品味。在現代文明社會，反璞歸真已是一種潮流；可是在落後地方卻是一種奢侈；而在發展中國家，就是弔詭矜奇了。
中國走上改革開放之路後，製造了一批批暴發戶，只見一張張農村氣息未脫的面孔，不協調地配襯一身名牌衣飾。他們主觀地認為優質商品一定會印上標記，以讓消費者易於選擇，更重要的是讓其他人知道自己消費得起。對他們來說，消費是用來炫耀，沒有品牌的產品是不屑一顧。當他們見到這間日資企業既低調和不標榜品牌，產品居然可以大行其道時，會感到既新奇又難以理解，劈頭一句就是「沒有牌子怎行？」這群消費得起的國人，口中雖經常念愛國，其實一早已棄用國貨，心繫外國名牌。在國內要找「良品」，除非是在外資企業售賣的舶來品。在香港、台灣、新加坡這些比較文明的華人社會，這間日本企業都能成功扎根，除了靠產品本身的質素之外，也需要消費者的品味來配合。至於在大多數人都需要解決生活問題，而財富只集中在少數暴發戶身上的內地，大家是不會花太多時間追求精神生活的。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081119/11864785
澳門特首何厚鏵發表施政報告，以「保住手腳論」來演繹自己的公共理財理念。在報告中，除了多項基建、多項稅務優惠及現金分享計劃外，更補貼首次置業的澳門永久居民，總數近二百億澳門元。他用來保住手腳的方法，亦只有「派糖」一途。
始自董建華時代開始，不少香港人都喜歡將當時每下愈況的香港，和何厚鏵的澳門比較，結論是澳門比香港好。不過，他們忽略了兩地各方面的基數都差距甚大，更沒有把廉潔、法治、人權、和社會秩序這些看不到的交易成本計算在內。每次澳門政府有「派糖」政策，香港一些評論的字裏行間既羨且妒，更有政客直指港府應學澳門。曾蔭權政府民望低處未算低，而民粹越趨高漲，除了民主派外，以無恥見稱的保皇黨也學乖了，政策都是民情為先。曾蔭權雖說視民意如浮雲，實際上口是心非，當「感性蓋過理性」時他也會轉軚。未來的日子，各路人馬為爭民望，都會向曾蔭權開刀，要求「開倉派米」。
「開倉派米」雖可博一時掌聲，但絕不是最好的經濟政策，尤以直接援助為甚，只會推高通脹，在政治上更會被政客騎劫，吃力不討好。今年曾蔭權政府已豪派了過百億，又得到甚麼成效？難以滿足所有人之餘，更被某政客譏為「善財難捨，寃枉甘心」。經濟周期有起有落，政府可以做的事很少，亂石投林只會浪費子彈，只要保持社會秩序、公平執行政策、維持良好營商環境就已經足夠了，這些條件等同於香港的心臟。市場的事就交由市場決定吧，文明社會向來都是汰弱留強、物競天擇。香港不止要保住手腳，更要維持心臟跳動，不要只顧四肢而放棄生命。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081115/11849971
前陣子，領匯發表半年業績，總收益達二十二億元，較去年同期增加百分之七點一，當中逾七成來自零售物業租金，而商店續租租金平均增近三成，在現時市況，算是交出亮麗成績，可見公司經營有道。
可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劉吳惠蘭卻去信領匯，「反映其物業租戶就租金升幅的關注」。劉吳惠蘭曾經說過「商界好奸」，可能領匯主席蘇兆明「夠奸」，在回應記者提問時沒有一口拒絕這位對商務及經濟一竅不通的局長，只是強調任何一刀切方法不能令商戶取得最大幫助，反而傾向為旗下商場增值及刺激消費意欲。
領匯是上市公司，管理層行為只需對股東負責，任務是為股東謀求最大利益，除非局長以小股東身份上書，否則人家的營運策略干卿底事？在自由市場經濟之下，業主要求加租，有何問題？如果無人承接租金，市場會自行作出調整。而且業主絕對有揀選租客的自由，小商戶付不起租金，便引入連鎖店及大集團，因為自由市場從來都是汰弱留強。
在建制外，一些和領匯對着幹的壓力團體，經常以社會責任為由，要求領匯凍租或減租，以協助小商戶經營。但他們有否顧及屋邨附近其他商舖的經營情況？如果領匯商戶的價格缺乏吸引力，居民自會轉往附近其他較便宜的商店購物。究竟這種「社會責任」是要減低屋邨居民的購物成本，還是要協助領匯商戶去製造另一種形式的不公平競爭？
下月十六日，領匯行政總裁羅爾仁將會出席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會議，希望到時民粹當道的立法會，不會像文革時期一般公審這位「大地主」。羅爾仁先生，你要企硬！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081021/11745970
電器連鎖店泰林倒閉，有外判商遊行抗議，要求政府介入。按其理據，他們需要錢來出糧給員工，亦要支付貨款給供應商，收不回工程款項，同樣會產生連鎖反應，導致失業及倒閉潮，影響本港經濟。因此求政府插手，一如雷曼苦主夥同政客要求政府介入，完全合乎人情。既有百分百銀行存款保障，又有雷曼事件在前，市場經濟和法律原則早已蕩然無存，不知政府以何理據拒絕外判商要求？
有人認為在極左的指令經濟和極右的放任市場之間，有一個介乎兩者之間的半干預半自由經濟，並認為這種模式才是最完美的「第三條路」。現時的狀況卻正正說明，這是不可行。現實中根本沒有任何政府能夠恰到好處地平衡干預與放任。不管那種程度的干預，當有人認為不足的同時，亦會有人認為過份。所謂公眾利益本身就是一個不切實際的名詞。社會中眾多的社群，利益各不相同，政府如何同時滿足所有「互相衝突」的公眾利益？假如以人數多寡或影響範圍來評定甚麼是公眾利益，那麼中國人口眾多，美國則對世界經濟影響深遠，有需要時，是否香港人人都要奉上全副身家來保護這兩個地方？
世上根本沒有公眾利益這回事，每個人和每個企業，都必要各自對自己的行為決策負責。若以此干預法治，記憶猶新的「胡仙事件」就是最佳的一次示範。如果沒有打算在香港實行社會主義，就讓市場自行汰弱留強，不要再指手畫腳扮演正義超人。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081003/11677577
拖拉了數年，啓德郵輪碼頭項目終於拍板。這個超級大型發展項目，比起作價五十二億元的添馬艦新政府總部更昂貴，估計耗資七十億港元。由於這是去年十月曾蔭權在《施政報告》內所述的「十大基建項目」之重頭戲，似乎是不容有失，早前公開招標失敗後，政府便按捺不住，硬着頭皮自行全資興建。
施政更傾向干預市場
曾蔭權對動用二千五百億元的「十大基建項目」帶來的經濟效益寄望甚殷，斷言落成後可為香港經濟創造每年超過一千億元的增加值，以及超過二十五萬個就業機會。這和美國出現「大蕭條」時間，羅斯福總統大膽運用凱恩斯的經濟理論，大搞基建以創造就業來刺激經濟，藉此重建民間消費信心，有一脈相承之處。香港成功之道，全賴崇尚自由市場經濟和「大市場、小政府」政策，香港更連續第十四年被權威機構美國傳統基金會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系。可是，曾蔭權未知是否受一九九八年八月時運用一千二百億在股票市場成功擊退大鱷所影響，被僥倖的勝利冲昏了頭腦，施政方向越來越傾向干預市場，甚至參與市場。而在二○○六年，曾蔭權出席「十一五與香港發展」經濟高峯會後，竟主動向記者表示「積極不干預」政策並不是香港經濟發展的藍圖，似乎為其心目中的一套具「香港特色的計劃經濟」鋪路。去年九月七日，政府罕有地公佈已經透過外滙基金持有港交所百分之五點八八股權，成為港交所最大的單一股東，令公眾譁然。所持理由似是而非，說是非純商業性考慮，而是為日後與內地交易所進一步合作做準備。姑勿論當日以甚麼理由入市，今日已令外滙基金蒙受損失。
莫非A貨凱恩斯治港
今次貿然自行全資興建啓德郵輪碼頭，所冒的風險絕對比入股港交所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為股份大可在市場脫手，而基建硬件則欲賣無從。對經濟感覺敏銳的大財團都不敢沾手的項目，極可能是一頭大白象。難道政府官員的商業眼光比在商場征戰多年的「大孖沙」更好嗎？始自夏鼎基時代奉行的「積極不干預」政策，好大喜功的曾蔭權不只一手將其推倒，更積極投入市場，他不是羅斯福，更不是凱恩斯，東施效顰只會摧毀香港繁榮的基石。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080909/11577118
今年立法會選舉的氣氛比較遜色，投票率比上屆低，除了因為沒有重大政治議題外，亦因為今年比過去提早了數個星期至九月初，奧運熱潮仍未冷卻，市民未有足夠情緒去了解選情，而各候選人也缺乏時間宣傳，令選舉急就章地進行。其實今年選舉的戲碼一點也不薄弱，建制派和泛民主派各自派出多支隊伍參選，可謂山頭林立，比起以往雙方皆由黨內老將出戰，並集中票源來對壘的情況，以戲論戲，今年更為可觀。
今年多了兩個新政黨，分別是主要由專業人士組成，以精英掛帥的公民黨；和旗幟鮮明的反對派，傾向福利主義的社民連。兩者雖同屬泛民主派，但政治光譜大有不同，主要支持者也大有分別，前者吸引部份中產和迷信專業的選民支持；後者的支持者多為基層人士，信奉福利主義的左派，激進分子，甚至無政府主義者。論選前聲勢，公民黨一直遙遙領先。在一個政治冷感的城市，專業人士冠以精美的包裝，就像一件件放在櫥窗內的名牌華麗商品，閃爍着耀目的專業光環。
年輕人認同激進路線
社民連主要是由一群政壇失意者組成。他們不容於主流政黨，部份成員曾退黨或多番轉黨，主席黃毓民曾在廣播界威風一時，但後來卻不容於主流媒體。社民連走社會民主路線，傾向福利主義，並以旗幟鮮明的反對派自居。在資本主義掛帥的香港，太平盛世時相信沒有多大市場。但今日，政府施政連番失誤，官商勾結之聲不絕，政制上又被中共箝制，他們的激進路線就越來越多人認同，尤其是一群分享不到社會發展成果的年輕人。可是選舉結果卻是另一回事，公民黨毛孟靜落選，連實幹派的張超雄轉戰直選也失敗。反而社民連主席黃毓民高票當選，「長毛」梁國雄更成為新界東泛民票王，連落選的陶君行的得票也緊咬梁家傑。不過，在自由主義掛帥的香港社會，投票給社民連的選民當中，有多少人完全認同其左派理念頗有疑問。
內外夾擊對抗不公義
可是，選民心裏自有盤算，雖然社民連是走左派路線，但不會擔心他們的一套成為主流，因為議會內他們永遠屬於少數；另一方面，《基本法
》早已言明特區政府理財大方向是量入為出，加上行政主導，香港很難會成為福利主義。選民的選擇就是為了改變。在香港的不公平的政治制度下，議員所提的草案不得牽涉政制和財務，如同吹水；加上在分組點票的緊箍咒下，議會內多一席和少一席泛民議員又有甚麼分別？繼續投票給傳統的泛民候選人，又有甚麼作為？泛民主派自港英時代已為香港爭取民主，但搞了那麼多年，又有甚麼成果？如果繼續讓他們在建制內不斷落敗和不斷受辱，只會加強建制的認受性。市民選擇社民連的主要原因就是他們敢於顛覆議會文化，在議會外搞抗爭時不怕犧牲個人榮辱，甚至不怕坐牢，內外夾擊以對抗不公義的政制。大概要到全面普選之日，市民感到整個選舉制度是公平的時候，廣大市民才會離棄激進民主派，但距今仍遙遙無期；未來一段日子議會內外仍無寧日，天翻地覆。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071122/10448033
今年泛民陣營在區議會選舉中大敗，其實是內情理之內，也在意料之中．大戰過後，差不多所有社評都認為主因是泛民做不好地區工作的報應．可是，不少扎根多年，一直在幹實事的泛民區議員不是被拉下馬，就是被逼得喘不過氣來，僅以些微票數取勝．
泛民各黨賽後檢討，大多埋怨資源和組織能力不及對手云云．似乎沒有人談過個人魅力這個問題．
舊一輩的泛民，多是出身於壓力團體政治，當年一腔熱誠，為理想奮戰，單憑這股傻勁，已贏得不少選民手上一票．
這些民主派大老當年渾身魅力，型像鮮明，在選戰中戰無不勝，現都貴為立法會議員．可是隨著年月消逝，頭上光環漸趨暗淡，未能為整個團隊增值加分．未能上位的更糟，市政局被殺，他們一把年紀仍滯留在區議會層面，而年輕的後來者由於缺乏議會表演場地，在選民眼中更是面目模糊．
近年冒起的公民黨，正好填補了這些缺口．他們以專業人士作包裝，有充夠明星魅力，在上屆區議會選舉中，七一效應加上他們的明星效應，令其支持的候選人所向披靡．今年的威力雖大不如前，但其支持的空降候選人即使落敗，得票也未致太難看，可見明星魅力仍有其賣點．
其實親政府陣營也作出針對性的部署．他們看穿了選民多迷信專業，就找來一些親建制的專業人士來狙擊二線梯隊．在選戰中，各方的死硬支持者都不會輕易改變立場，選舉工程對他們影響不大，而吸納中間票就是首要任務，而這些候選人的專業形像往往都能發揮功用了．事實上，在人均收入不高的地區，選民們比中產區域更迷信專業，更對政治明星膜拜，而離棄一些以基層利益作主打的候選人．反而在一些中產群居的選區，選民們選擇時會更理智，對政綱帶有人本關懷的候選人有利．
很多人說泛民主派的出路，就是要做好地區工作．可是對手在人力物力上比自己強，結果只會是事倍功半．所以針對選民的口味，在適合的地區放適合的人才是上策．孫子有云：「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
大部分的選民都看不到候選人的實際功績（街板宣傳大家都當作笑話一則），多是人云亦云，或者以其露面指數作指標，多少對埋首幹實事的人不公平．有些人只是早上在街頭揮揮手就贏得議席，有些人「死做爛做」卻飲恨而回．所以「上駟，中駟和下駟」就要以個人魅力作區別．
個人魅力看似很抽象，但當事人和受眾都是絕對感受得到的，在舞台上如是，在政壇上也如是．人貴自知，如感受不到的話，早日離開這裡，不要再蹚渾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