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妓捐」、「禁娼」、「掃黃」性工作百年滄桑

自香港開埠以來，性工作者從來都是不被社會人士尊重的弱勢社群。回看百年，道德標準和社會風氣雖隨年月變遷，可是她們所承受的苦難卻有增無減，泰半都是由當權者一手造成。在法制未完全的年代，當權者無論在公在私也從中擄掠實際的利益；然而在社會秩序上了軌道的今天，在道德潔癖者的簇擁下，打壓性工作者就為當權者輕易贏取了權慾和榮譽。古往今來，當權者欺壓站弱勢中最邊緣的性工作者，都是一項以最低成本和風險，得到的最大回報的社會政策。


妓捐是欺壓，也是「正名」

18 世紀末，澳門是中西貿易唯一商埠，由於流動人口甚多，對性工作者的需求甚殷，而當時的性工作者集中在福隆新街一帶；但當香港在1841年開埠後，數年間大部分性工者都紛紛轉到香港營業，香港的性工業可以說是緊隨繁榮的步伐前進的。第二任港督戴維斯（John Francis Davis）認為性工作者是傳染性病的主要媒介，在1845 年4 月曾下令將所有性工作者驅逐出境，可是因為供求關係，性工作者反而愈來愈多。同年當局接到舉報，警察有收賄包庇性工作者的不當行為，在調查報告中竟以「娼家情願繳納，而非出於勒索行為」作結，為警方開脫。

這件事件後，當局乾脆「寓禁於徵」，向妓女抽稅以營運一所性病醫院，稱為「妓捐」。當時全港有31 家妓院，妓女約150 多人，每人每月要納1.5 元，妓院要納5 元，由警察親自上門收取，每月「妓捐」總稅收達400 元。這筆收入遠比性病醫院的開支為大，但卻不屬正式的地方稅收，加上由政府向性工作者徵稅也於理不合，漸漸惹來社會人士不滿，後來更驚動英廷干預，結果在1847 年停止「妓捐」，成本效益極低的性病醫院亦隨即停辦。「妓捐」雖然是合法地欺壓性工作者的手段，然而卻是政府首次正面承認性工作的地位。
 

不過養肥中間剝削者

其後，性工業繼續高速發展，直至1857 年和1867 年，香港政府分別頒布《檢驗花柳傳染病條例》和《取締花柳傳染病條例》，性工作者必須接受身體檢查，如發現患有性病須立刻停業。而在1879 年，又通過《徵收妓院及妓女牌照稅案》，准許性工作者及場所領牌並在指定地區營業，並向其徵收稅項。性工作似乎是被規範化，然而條例的立法精神是從公眾衛生角度着眼，並帶有濃厚的歧視成分，把性病蔓延的責任全推給性工作者，她們只是被視作受監管對象，完全沒有被保護的份兒。另一方面，當時貪污風氣盛行，正好製造機會給官員向從業員敲詐；而不欲受規管的性工作者，唯有在地下勢力庇蔭下經營，是為「私娼」。這次對性工業規範化，並不能達到預期的目的，只是養肥了中間剝削者。

往後30 年，是香港性工業的全盛期，留傳了很多風流軼事，煙花之地也得到「塘西風月」和「麻埭花國」等雋譽。直至1932 年，殖民地政府跟隨宗主國的政策實施禁娼，不過對華籍性工作者有3 年寬限期；在1935 年6 月30 日所有性工作場所便正式關門。不過政府禁娼對性工業全無影響，只是走進地下經營罷了。只是在香港日治時期，日軍頒令所有性工作場所必須遷移到易名為「藏前區」的石塘嘴，可是當時有能力光顧的人卻不多。


法例只會被執法者濫用

香港重光後，性工作者分別以多種形式經營，其間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壓迫，就如當年在路邊拉客的女郎，竟被控以「阻街」的罪名；可是那些從中剝削的人被檢控的機會卻少之又少，風險遠較前線的性工作者低。到了1978 年，殖民地政府通過《刑事罪行（修定）草案》，有關性工作的條文大致以英格蘭的相關條例為藍本，建基於自由主義私人╱公眾二元思想， 尊重「傷害原則」（HarmPrinciple），只要私人行為不影響公眾生活或公共空間，法律便管不到，這是民主國家的基本價值共識，而部分條文的立法精神更是為了保護婦女和保障性工作者的生計，可是這些法例竟然經常地被執法者引用，以作打擊性工作者的利器。

現時，無論從事性工作或透過提供報酬換取性服務都不是違法，但卻有多條法例賦予執法者無上的權力，以打壓其從業員，而條文中亦存在了不少灰色地帶，部分更互相矛盾，令性工作者常常處於不利地位。月來各警區均以各種方式打擊性工業，美其名是為了打擊犯罪集團，但潛台辭是迫令性工作者無法經營。

今時今日的「掃黃」行動，經常巧妙地在各條文間鑽空子，對性工作者及其周邊的配套趕盡殺絕，嚴苛之處甚至乎比當年「妓捐」、「禁娼」有過之而無不及。如經常被引用的137 條「依靠他人賣淫的收入為生」，本是用以對付中間剝削的中介人，但警方在六月中曾進行一項針對全港「一樓一」的大型問卷調查時，警員竟出言威嚇替性工作者洗毛巾的洗衣店涉嫌干犯了上述罪行，嚇怕「生不入官門」的善良小市民，不敢再接性工作者的生意，間接令她們孤立於社區。另一方面，近年已成為性工作者主要宣傳渠道的網站，亦被執法者以這條法例來封殺；不過最弔詭的是，執法者並沒有以相同標準對待其他同樣有刊登性工作者廣告的媒介，如財雄勢大的文字媒體。

而一些打擊性工作場所的條文，亦經常被執法者濫用。曾經有性工作者提供業主資料後，警員即時致電業主及地產代理，警告他們不可再將單位續租，否則會被控第143 條「出租處所以供用作賣淫場所」；有性工作者獨自經營「一樓一」，為了善用資源，在月事期間便讓姊妹做替工，竟被以139 條「經營賣淫場所」檢控。至於第147A 條「禁止宣傳賣淫的標誌」，有警員竟容不下「一樓一」門外展示的「歡迎」、「請稍候」標誌，並運用這條例來勒令性工作者將其拆掉。這樣的簡單標誌，對其他人絕沒造成任何影響，反而拆掉後，恩客們上門隨時按錯門鈴，令鄰居受到滋擾，間接破壞社區和諧。

試問有哪一份工作是不許租用工作場所、又不許宣傳、更不許招攬生意？既然性工作並非違法，但法例又對其從業員諸多限制和歧視，本意已是互相矛盾。要是取消法例中帶有針對性工作者的條文，把性工作「非刑事化」，令性工作成為合法工種，才能給予她們真正的尊重和保障。


工資應享有更高溢價

性工作的收入比一般工種高，其實並不盡然。根據紫藤與理工大學於2001 年的研究指出，大部分性工作者收入不穩定，她們大多數每月只有5,000 至10,000 元收入。2003 年的SARS 更進一步影響她們的收入。事實上，性工作者的職業壽命和運動員大致相近，年輕時縱可驟放光芒，但里程有限，年紀漸大時工作能力更每况愈下。但性工作者更糟的是在工作中容易損害到個人健康；也經常要單獨工作，應付不可逆料的突發事件，可說是風險甚高；而且工種的增值能力低，要轉業談何容易；再加上要面對外間的歧視眼光，所以理應較其他工種的工資享有更高的溢價，可是近20 年來「肉金」卻沒有隨通脹上升，近年面對國內同業的競爭，更有下調的趨勢。

現時性工作再不是高收入行業，大部分從事性工作的婦女都是因家庭經濟壓力，在上述研究中，2001 年訪問了150 名性工作者，便有多於七成受訪者需要撫養家人，當中更有不少是中年的單親或新移民婦女，在難以找到適合工種下唯有入行。而且每次「掃黃」行動後，受最大打擊的都是業內最弱勢一群前線性工作者，變相製造不公平的競爭環境，影響市場效率和行業生態，間接「逼娼為良」。

也許有些道德潔癖者認為是件好事，可是據非正式統計，香港現時至少有20 萬人從事性工作，假若政府要藉「掃黃」來禁娼，一下子要所有從業員轉業，勞動市場肯定不勝負荷，並製造更多的社會問題。

但對於執法者而言， 「掃黃」行動向來都是風險低、成功率高、而且容易惹來鎂光燈，不少位處中層的執法者也喜歡藉此立下功績。可是他們當午夜夢迴，想到自己「殺雞警司」的名號竟是靠踐踏一群無助的婦女而換取，豈有絲毫內疚乎？


參考書目：

1.        魯言(1979)《香港掌故》第二集，廣角鏡出版社。

2.    張連興(2007)《香港二十八總督》，北京朝華出版社。

3.        《刑事罪行條例》第200章，香港政府印務局局長印行。

4.        趙文宗(2006) 《法律非性慾化　解放性工作／者》，紫藤出版。

5.        紫藤、江紹祺(2001) 《香港女性性工作者工作經驗研究報告》，紫藤、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社會政策研究中心聯合出版。

制度依然邪惡

原文刊於明報《一個時代的告別。一個時代的來臨？》(2005-03-21)

打從曾蔭權跟胡錦濤在澳門那次六秒握手之後，新特首人選呼之欲出。

儘管傳媒不斷唱好香港，中產階級不忘碰杯慶祝董生再見，市面卻不見香港重光的歡騰。香港人的眼睛都是雪亮的，董建華辭職，曾蔭權炙手可熱又如何？曾蔭權成了繼任者，始終由八百人的小圈子選舉產生。在中央欽點下，曾蔭權會推行普選嗎？答案是不會。他會加強與泛民主派溝通嗎？也不會。自由黨公開說曾蔭權「叻仔」、「不需再如以往咁保皇，可以輕鬆好多」；民建聯劃清界線，聲稱將對政府「是其是、非其非」。那即表明，若曾蔭權推行普選，跟泛民主派太接近，恐怕將要得罪其他政黨，被親中人士打小報告；若果無視民意，卻又要變成董建華翻版，實在兩面不是人。

曾蔭權難逃小圈子選舉產物之惡名，日後遇上管治問題，便令人質疑其認受性不足。唯一可行的解決方式是舉行全民公決，決定何時舉行全面普選，並修改基本法，由一人一票選舉產生立法會和特首；落實「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精神。不敢期望曾蔭權會有達成普選的勇氣，單是繼任者任期應兩年抑或五年的問題，他已沉默了。內地學者竟以基本法第五十三條字眼「新的行政長官」並非「新任行政長官」作理據。利之所在時，任期成了政界商界的角力焦點；釋法成了中央彰顯權力，以人治打壓法治的手段。

「居港權」和「政制問題」兩次釋法早已打擊基本法的權威性。如今中央肆意一釋再釋，誰做特首，也不過是扯線玩偶。

人走了，制度依然邪惡。

吃月餅謀起義

http://www.life.mingpao.com/cfm/dailynews3b.cfm?File=20040929/nalfa/fac1.txt

長毛甫當選，便向其他59位候任議員發信，要求他們支持10月1日停止第2輪削減綜援計劃，社福界張超雄亦牽頭結集多個民間團體和議員附和。不過，即使同屬泛民主派陣營也有不同意見，有議員認為「不可把上屆立法會對綜援的審視過程視作兒戲，貿然叫停」。

但需要認清的是，削減綜援只是前財政司長梁錦松在03/04年財政預算案內的一項建議，財政預算案由立法會整筆通過，並非由立法會通過的個別撥款或法例。換言之，削減綜援只是一項行政決定，絕對可以由董建華暫緩執行有關措施，而不必等待10月6日立法會復會後才由議員以法制法。

百多元在「尊貴議員」眼中不是什麼數目，不夠買一條精緻袋巾，卻能帶給長者及傷殘人士基本生活需要以外的一點尊嚴。生存的意義除了兩餐一宿、維持呼吸脈搏還應有健康體魄及精神生活。不知道少了百多元會否餓死人，卻肯定他們的醫療費用和社交生活必受嚴重影響。記得董建華競逐特首時曾許下「老有所依、老有所養、老有所用」的諾言，但他有實踐承諾嗎？

月餅是中秋應景食品，長者尤其重視。百多大元一盒的月餅，在領綜援的長者眼中是奢侈品。但因為要省吃儉用，他們唯有放下對傳統的重視了。希望董先生和特首夫人不要再問「何不食肉糜」等愚蠢問題了，老人家何以節衣縮食，你們應該心知肚明。10月1日後，單身老人每月綜援金將由2400元削減5.4%至2265元，差額大約是一盒月餅的價錢，執行後長者只能把肚皮勒得更緊。


請重喚良知

相傳元朝末年，漢人飽受蒙古人欺壓，敢怒不敢言。劉伯溫故意散布瘟疫將至，必須於中秋節買月餅來吃以避禍的流言，另一方面則大量派贈內藏寫着「八月十五夜起義」紙條的月餅，民眾看後紛紛響應，起義推翻元朝。弱勢社群身處社會最底層，往往不敢挺身爭取自身利益。今年長者及傷殘人士吃月餅時，雖沒有見到紙條在內，也應集合力量，策動「起義」，為自身應享的安全網保障而站起來發聲。

身體情况許可的不妨走上街頭參與各團體的反削減綜援示威請願，而社工機構及團體則應動員148,819宗年老以及16,387永久殘疾綜援個案受助人，按個案所受的影響向社署申請「長期個案補助金」及「特別津貼」，彌補被削的金額，以衝擊福利體制。這並不是什麼煽動，因為一來綜援受助人在水深火熱之際，是有權要求緊急援助的。二來，政府亦應明白到，削減社會福利後，照顧老弱傷殘者仍是政府的責任。

與其增加民怨、社會成本和社署的行政量，第二輪綜援，不如不削！一眾政客高官們請重喚良知，放下成見聯手合作，謀求最得體的方法叫停苛政，不要將群眾情緒推至沸點。

長毛選戰策略大解構

9月12日是香港政治史上的里程碑，以街頭鬥爭起家的社會運動家梁國雄，以60,925票高票當選立法會晉身建制。在香港搞街頭鬥爭的社運分子往往不獲主流社會認同，加上這次選舉長毛助選團隊資源匱乏，人手不足，比對起各對手龐大的選舉隊伍，星羅棋布的宣傳廣告，猶如恆河沙數，客觀條件大大落後。其取勝之道，值得各黨心戰室和政治學者深究。

筆者嘗試從「選民心態」、「競選策略」、「對手失誤」三方面來剖析是次成功因由。


4 大類支持者心態

長毛的主要支持者分為4大類，可從其中得知端倪。一、青少年：

新界東登記選民人數由2000年的69萬人增至04年的77萬人，當中不少為青少年。此區年輕選民比例偏高，25歲以下人數為90,323人，佔總數11.72%。早在4年前的立法會選舉，多間學校的模擬投票，長毛均遠遠拋離對手勝選，和現實大相逕庭。年輕人對形象鮮明的人物特別有好感，長毛的外型言行，將面目模糊、樣貌猙獰的政客狠狠地比下去。這些4年前的中學生，今日已成為合資格選民，長毛的反叛敢言形象始終未變，他們的第一票當然是投給他。加上近年來發生的多次政治事件，他們當中又飽受失學失業之苦，令向來對政治冷感的青少年開始關心時事及勇於表態。二、有正義感的中產及知識分子：

不少中產一向認同長毛的政治理念，佩服其鍥而不捨的態度。畢竟長毛這類人在香港社會近乎絕迹，很多人絕對不敢嘗試同樣的行徑，但會將一己的正義感投射在他身上。雖則如此，他們仍懷疑其議政能力，覺得他只是一個為理想堅持的示威常客。


參加各個競選論壇是一個轉捩點，長毛多次在論壇上鋒芒畢露，最關鍵一次是香港電台電視部製作而在無線播放的競選論壇，對答不亢不卑，激情內斂，揶揄對手又不失風度，令人刮目相看，完全洗脫其街頭戰士形象，結果翌日民調他的支持度急升。而長毛的多款自製選舉宣傳品，部分宣傳單張更是沿用4年前立法會選舉和上年區議會選舉的剩餘物資塗改而成，既環保又倍添淒涼味道，簡單殘舊，意識悲情。比對起對手的火車沿線各站燈箱廣告和印刷精美的宣傳單張，更顯強弱懸殊，但這也激發一眾中產和知識分子鋤強扶弱之心。三、有良好政治觸覺的基層：

基層是飽受資本家剝削一群，長毛早已標榜是無產階級，而選舉宣傳時又多番和資本家對着幹，在選舉論壇對其嬉笑怒罵，大快人心。基層的眼光有時比知識分子更雪亮，他們既對資本家言行不滿，又對政黨政棍行為齒冷，長毛的政綱說明他是為基層服務，給予他們一個新希望。仗義每多屠狗輩，當獲得他們認同後，靠他們主動口耳相傳向街坊拉票，比舉行蛇宴旅行更有效。四、對特區政府極度不滿的人：

這類選民在各社會階層皆大有人在，特區政府施政多番失誤，市民滿肚子氣無處宣泄，投票給長毛是一種表態方式，表達對現時政府的不滿，處處和政府對着幹的長毛恍如他們的代言人。他們未必贊成長毛的理念，甚至從未看過長毛的政綱。他們對長毛的認識，主要來自電視畫面內衝擊政府總部的場面。他們希望長毛入立法會後，一如當年台灣的立委朱高正，在議事堂大肆搗亂，替他們消消氣。他們並不期望長毛在民生方面能夠做到什麼，畢竟在目前立法會分組點票的制度下，民主派議員難有大作為。


真誠感動網民動員

目前對年輕人影響力最大的媒體是互聯網。長毛致力搞好互聯網的文宣工作，雖然不少候選人也投放比他多數百倍的資源於此，但他們所欠缺的就是長毛的強項──真誠。

長毛曾通宵達旦解答留言板及新聞組內讀者的問題，甚至留下電話號碼和他們直接對話，雖然部分不是新界東選民，甚至只是十來歲的學生，他也不厭其煩地細心聆聽，其他候選人絕難做到。正因為這份真誠，感動很多網民自發地游說親戚朋友，甚至素未謀面的網友投票給他，然後將成功游說人數在留言板及新聞組寫出，令其他網民互相競爭，做成雪球效應。

雖然網絡世界一切似是虛擬，身分真假難分，但此番卻見不少洋洋千字言辭真摯的「撐長毛」文章在網上廣泛流傳，令人感到虛擬世界也不乏真誠。而在選舉前夕，為長毛拉票的電郵和電話短訊在網絡上高速擴散，情况一如兩次七一遊行前一樣。另一方面，助選團隊搞噱頭鼓勵支持者於投票當日穿着長毛常穿的哲古華拉Tee，竟導致廟街某售賣同款衣物的攤檔缺貨！

翌日某報頭條為長毛爆冷，筆者不以為然。因為在選舉前發生的種種社會現象，這些現象亦是助選團隊刻意經營的成果，加上各項民調此時已估計他有機會以第6或第7席入圍，唯一令筆者感到爆冷的只是他竟可超額完成目標，大勝而回。


對手失誤

暫且不討論七一連線的成立動機有否放生田北俊之嫌，不過在數字上將3個或以上的有實力候選人合組名單的確非常浪費選票。將數個在民生方面理念迥異的泛民主派成員放在同一名單，是有騎劫民意之嫌，令對主流民主派失望的選民以選票教訓他們，告訴他們支持泛民主派並非得一個選擇。如果將他們分拆多張名單，支持泛民主派的選民便有數個選擇，但現時只有他們和長毛兩個選擇，非此即彼。

此外，劉慧卿排在七一連線第2位，不少她的支持者明知她穩勝，便將選票投給理念最接近的長毛。加上各成員在選舉論壇的多番失誤，鋒芒全給牽動全場氣氛的長毛蓋過，更損失不少游離票。

以長毛的人力物力，得票比鋪天蓋地宣傳的田北俊得票只少7625票，這已是一場漂亮的勝仗。這結果別具意義，正如聖經人物大衛用一顆小石擊倒巨人歌利亞的故事一樣，弱勢一方並非全無勝機。這也證明無產階級以人民力量，通過選舉是可以和巨賈匹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