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足的政治任務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090227/12383310

近日中國足協以史無前例的方式招聘國家男子足球隊教練，嚴格篩選的參加者，除了要接受面試外，還要參加長達三個小時筆試，和通過專家小組評審，始能成為「國足」的新主帥。這次能否找出一位摩西帶領長處低潮的「國足」走出紅海仍是未知之數，但民間對「國足」不滿之情，似乎已到達沸點。

足球運動在中國的受歡迎程度，絕對不下於其他足球王國。中超聯賽入座率甚高，知名球隊有極高的市場價值，贊助商絡繹不絕，球員身價也水漲船高，綠茵場上奔馳的位位都是大款爺，收入之豐厚令其他運動員望塵莫及，有說一位「國足」球員的身價，比商業價值較低的「中國女足」全隊薪酬還高。可是天王巨星的身價，卻和球技成反比例。但在保護主義的庇蔭下，球會起用亞洲外援受到嚴格限制，令他們在國內聯賽尚可以「也文也武」，不過一旦「國足」召集入伍，對着海外對手就現形了，一如甲午戰爭的北洋艦隊，潰不成軍，輸得難看。

中國球迷對「國足」有着複雜的感情。他們既希望「國足」能衝出亞洲，替國家爭光，奈何屢戰屢敗，世界排名竟跌到一百零四位。另一方面，見到聯賽經常做假，黑哨醜聞頻傳；而球星們體力不繼、紀律鬆散、球品差劣，甚至群起毆鬥，負面新聞不絕於耳，對他們頗有恨鐵不成鋼之嘆。

在民間，他們的不濟事已成為嘲笑和侮辱的最佳對象，甚至連傳媒也幫一把，無論報章評論、電視節目也不留情地狠批。也有球迷因不滿「國足」的劣績，發起了「山寨足球聯盟」，聯繫全國各地的山寨足球隊，並建立了全國山寨聯盟的官方網站 http://www.dajiazuqiu.cn/，招募民間熱愛足球的人士成為山寨足球隊員，再安排各省市球隊踢聯賽，最終從全國山寨隊伍中挑選出優秀的球員組成一支「山寨國足」，向正版的國家足球隊挑戰。

按這個專制國家的價值觀，「國足」出賽時代表國家，球員們背負國家尊嚴，是「神聖不可侵犯」的象徵，理應任何人都不得褻瀆。要是在其他類似項目，早已受到嚴密保護，最佳例子就是奧運時的聖火跑手，着緊程度仿同國祚已和其緊扣一樣。為何「國足」的待遇又大大不同呢？中共不是省油的燈，自有其盤算。在國內，民間反對聲音向來都被肆意打壓，傳媒又噤若寒蟬，第四權早已失去應有作用。當人民的怨氣欲洩無從時，要是有甚麼敏感事件發生，就很易借勢蔓延，一發不可收拾，尤其是無遠弗屆互聯網出現後，消息傳播和凝聚群眾的效力更超乎想像。

現時，不濟事的「國足」身懷的政治任務，就是做民怨的排氣口，任人指罵，疏導國人的怒氣往體育運動方面走，暫且忘記其他民生和政治問題。「國足」球員可謂忍辱負重，就算薪酬再高也值！

中共與津巴布韋：物傷其類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090220/12230064

甫進入二○○九年，中共巨頭接踵外訪，當中以溫家寶最搶風頭，雖不到訪法國，卻出言批評法國政府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不力，可謂強暴干預別國內政；復在劍橋大學遭德國學生擲鞋，那名學生說：「劍橋大學怎可與這個獨裁者一起墮落？」他的確沒說錯，文明地方的高等學府即使邀請獨裁者到來演講，決不會一起墮落，因為道不同不相為謀。另一邊廂，胡錦濤出訪非洲國家時就大受歡迎，這就說明了何謂物以類聚。


金錢外交建立勢力

中共建政以來，都視一眾非洲國家為盟友，即使在一窮二白時候，也要勒緊褲頭，寧可餓死自己人民，也要出錢出力幫助遠方的窮朋友，而且給予援助時沒有附帶條件，不像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要講甚麼改善人權法治，自然大受歡迎。在經營了數十年的金錢外交下，中共在非洲建立的勢力，甚至超越其他強國，恍如「第三世界」的老大哥。可是部份非洲盟友，人民皆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領導人卻盡刮民脂民膏去購買軍火鞏固勢力，和享受窮奢極侈的生活。中共決不會干預別國內政，更給予其領導人各種方便。去年聯合國安理會專家小組的一份報告，稱曾經有一批中國製造軍火從剛果運往津巴布韋，當記者追問外交部發言人秦剛時，他只好砌詞狡辯，硬說西方媒體無中生有、別有用心。日前，非洲國家津巴布韋總統被揭發秘密用巨款在香港購買豪宅，總統夫人又出手打傷前往採訪的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記者。津巴布韋人均生產總值只有二百美元，是全球最窮的國家，也是通貨膨脹最厲害的國家。據報道，這位總統夫人還打算在中國經營鑽石加工生意，將其國家生產的鑽石先運到香港切割，再送到青島開設工廠打磨，以後和中國的關係定當更密切。據二○○九年版的《中國外交》白皮書所述，中國會「妥善處理津巴布韋、蘇丹達爾富爾等熱點問題，在聯合國安理會改革問題上與各方加強溝通，發揮建設性作用。」原來「妥善處理」就是這樣解釋，的確令人大開眼界。


與文明價值觀脫軌

為何中共會不理文明國家抗議，不斷縱容和包庇「第三世界」獨裁者？除了為籠絡這些盟友外，唯一解釋就是物傷其類。中共的獨裁和貪污掛鈎，無論經濟怎樣發展，也和文明社會的價值觀脫軌。一眾中共貪官對着「第三世界」的領導人，就如看見自己的影子；而看見對岸的卸任民選總統旋即因貪污而鋃鐺入獄時，會不心寒嗎？怎樣算都是獨裁比民主更安全。

立會討論銀行加費如越俎代庖

甫踏入新一年，滙豐及恒生銀行宣布增加三十多項服務收費，一眾民粹議員又有話說，工聯會王國興在報章撰文，大罵銀行「徹底暴露其忽視企業社會責任和企業社會道德的剝削本性」；而劉慧卿更在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會議上要求有關方面提交相關文件以供討論，而該會已將其納入議程。但銀行是否一如他們所言的妄顧企業責任嗎？

金融海嘯來襲後，本地銀行可謂腹背受敵。先有被謔稱為「I kill you later」的股票累計期權（Accumulator）令一眾投資客戶損手；後有牽連更廣的雷曼迷債風波，殺盡不少忠心客戶，兩件事件均令銀行的商譽嚴重受損，客戶對其銷售的理財產品卻步，大為影響其非利息收入。另一邊廂，依靠息差的傳統業務也不見得好過，在聯繫匯率的緊箍咒下，香港長期處於低息環境，令息差收窄，嚴重影響銀行的利息收入，舊有的樓宇按揭息與最優惠利率掛勾，絕大部分都是負息差(P減)的合約，平均只有兩厘多。雖然新造樓宇按揭已調高，但由於樓市低迷，為減低風險，審評非常保守，有生意也不敢做；而向企業的貸款更「落雨收遮」，收緊信貸。銀行在各方面的收入均大減，業務比起過往年不可同日而語。近日匯豐股價大跌，而股票價格一般是反映半年後公司的經營情況，由此可窺見嚴峻的銀行業務前景。

銀行要生存就要開源，而增加服務收費是其中一個方法。至於客戶接受與否，則是「你情我願」，如果客戶覺得銀行收費不合理，大可取消戶口，把存款轉到其他收費較低的銀行。情況有如當年匯豐改變策略減少分行時，一些中小型銀行便積極吸納這批受影響的客戶，而且息率和其他服務費用皆比其優勝。這樣各銀行都能夠集中資源，服務其主要客戶群，無論銀行和客戶都各得其所，減少服務對象錯配的情況。

可是今次增加服務收費，竟被要求提交文件上立法會以供討論，就怎樣也說不過去。立法會不是股東大會，議員既非股東又非管理層，何以越俎代庖查閱上市公司業務資料？上市公司的管理層主要向股東負責，並以謀求利益為主要目標，如果卿姐是該兩間銀行的小股東的話，大可在其股東大會說出訴求，否則企業的營運策略干「卿」底事？同是民主黨副主席的單仲偕是民主派中比較了解經濟事務的一員，亦在匯豐身居要位，如果卿姐對銀行界有意見時，大可先向其討教，相信會有更理性的決定。

誰人有權界定淫褻物品？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090120/12110397

無論情色還是色情，在任何載體出現時，都是最吸引眼球的。所以在市場主導下，章子怡的艷照順理成章成為了各大報章雜誌的頭條；亦令不少所謂衞道之士看得牙癢癢，忙着向淫褻物品審裁處投訴了。與此同時，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李國能公開表示《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早應檢討，而淫褻物品審裁處同時履行「行政評級」和「司法裁決」職責既不適當亦不理想，並建議以陪審團制度取代現有的審裁委員制度。


保守勢力壟斷

現時《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對審裁員的要求極低，只要年滿十八歲、居港七年以上、通曉書面英文或書面中文就有資格申請，並由終院首席法官委任。可是，熱衷於這份差事的所謂「社會人士」，大都有濃厚宗教背景，以致整個制度早被保守勢力壟斷。 

香港人既受華人傳統思想影響，又接受了基督教的婚姻理念，雖混沌不純，但卻把兩方面最保守的概念兼收並蓄，並主導了道德標準。在這種氛圍下，不論是「情色」或是「色情」在公共空間出現時，部份人都會神經繃緊；而且站在道德高地者眼中更只有「色情」，而沒有「情色」，尤以淫褻物品審裁處的審查標準為甚。八七年所立的《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雖然內容尚算清晰，但因審裁員的標準不一，以致有報章刊登大衞像的廣告竟然被列為二級不雅物品的國際大笑話。


強套主流價值

「情色」乃台灣學者為英文字詞Erotica繙譯而成，並與含貶義的「色情」Pornography區別。前者對性意味的描繪之餘，有一定程度的藝術和哲學的概念；後者則主要展示或描述人體或性行為，目的為引起官能刺激。不過，兩者都有其存在價值和社會功用。當主流思想連「情色」和「色情」都搞不清，並一概把其視為骯髒時，就令公共空間枷鎖重重，社會一天比一天保守，而被謔稱為「網絡二十三條」的《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檢討諮詢文件，就是要強暴地加入這套主流價值觀。可是，世界是多元的，無論主流或小眾，都有獲取資訊的自由。尤其在無遠弗屆的網上世界，吾之甘飴，汝之砒霜，誰有權力去界定何謂不良資訊？香港是多元社會，尊重自由是核心價值，何以道德標準會淪陷予道德塔利班？

濫用公共資源的罪與罰

日前申訴專員公署揭露一名領取綜援的三十八歲男子，四度虛報牙科治療，領取租金津貼卻拖欠公屋租金，又在三年間七度成功申請眼鏡津貼，竟敢惡人先告狀，投訴社署行政失當。另一邊廂，去年十月，有一名醉酒刁民召喚救護服務後，竟嫌到場的救護車殘舊而不願上車，事件擾攘了個多小時才肯就範。本來只會在喜劇內才發生的橋段，原來是真人真事。從這兩宗事件反映特區政府出了兩個問題，一是少做少錯的怕事文化；二是對濫用公共資源人士束手無策。

 

 

回歸後，兩任特首認受性低、施政進退失據，令負責執行的公務員團隊無所適從，加上民粹主義抬頭，令政府長期處於弱勢，上至高官下至前線，小至遇上工作阻滯、大至面對突發事件時都戰戰競競，害怕被投訴和招惹麻煩，按本子辦事最安全，就算出事也不用自己負責，決不敢因應現實情況而酌情處理；但遇上強勢對手時卻不敢據理力爭，這種比官僚主義更糟的怕事文化，一切以少做少錯為目標。說起來也弔詭，曾特首口中的「強政勵治」怎會是這個模樣？所謂管治威信也許只是「夜行人吹口哨」罷了。 

 

 

特區政府對付濫用公共資源最擅長一招，就是在媒體播放宣傳廣告。在綜援問題方面，去年政府製作了兩則廣告，一以足球賽中的「插水」比喻詐騙綜援；另一則則以排球賽中有受傷離場球員接受治理後仍不願出賽，以叮囑綜援人士重新就業。前者帶有警告意味，後者則勸勉受助者要自力更生。不過，以申領綜援數字來看，廣告所起的作用成疑。在濫用救護車問題上，政府製作的廣告也非常軟性，旨在提醒市民召喚救護車前要三思，但全片並沒有（也不敢）用上「濫用」一詞。不過，日前審計署發表報告顯示，緊急召喚次數由九七年的四十二萬宗大增加至去年五十七萬宗，而醫管局急症室資料顯示，零四年至零七年由救護車載送的病人中，約百分之四十屬次緊急、非緊急或未有分類的個案。救護車有否被濫用，顯而易見。 

 

 

在一個公民意識良好的國度，公德心應該是由家庭學校兩方面從少培養，潛移默化，政府用不著大花金錢拍攝廣告，以教育成年人濫用公共資源是一種自私行為這個顯淺道理。可是在一個社會公德淪落的地方，軟性宣傳對那些本性缺德的人又有何效用？更可能帶來副作用，令到自尊心較強但有需要服務的人因道德壓力而放棄求援。無論綜援還是救護服務，都是珍貴的公共資源，如果有人濫用，受影響的就是真正有需要的市民。既然如此，短線方法唯有治亂世用重典，對濫用者要加強罰則，「明碼實價」廣作宣傳，以收阻嚇之效。長線方法，離不開從教育方面著手，自少向小孩子灌輸公德概念，比硬銷認同國民身分更為實際。

 

性愛FUN第二期 (紫藤出版)

性愛FUN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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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哉王維基，哀哉香港優勢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081219/11988827

亞視上演的《王維基的最後十二夜》，比過去數年製作的任何劇集更引人入勝。這短短十二天，是亞視「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壞的是王維基對機構文化的批評，刺傷了部份耽於安逸的員工的弱小心靈，令到人心惶惶，恐怕會成為被裁目標；好的是積弱多年的亞視，終於出現一個肯大刀闊斧改革和敢於說真話的領導人。可惜一切俱往矣。 


王維基點出了癥結所在

始自麗的時代，這間電視台曾多次易手，其間節目偶有佳作，惜往往無以為繼，直至由紅頂商人接手後，便乏善足陳了。究其原因，就是節目以外購劇為主，減少自家製作，並放棄香港市場，以照顧大陸觀眾為主要目標。最要命的就是以往稍有能力和鄰台分庭抗禮的新聞報道，政治立場也傾向北京，惹來「中央十台」之譏。其實無論人力物力，亞視都不能和國內電視台相比，亞視在中國大陸唯一優勢就是以「香港的電視台」這個身份，播映富有香港特色的電視節目，如果連這些也要放棄的話，就變得全無看頭，國內觀眾幹嗎要看你？何不看同聲同氣的國內電視台？結果就是兩面不討好，節目水準每下愈況，觀眾和廣告大量流失，收入主要靠內地廣告商接濟，以致連年虧損。以「香港仔」自居的王維基在上任後曾說：「如果亞視要變成國內台，我冇興趣。亞視係一個香港人嘅電視台。」「我好憎靠人哋，香港人唔應該成日問阿爺攞嘢。」「即使有北面支持，我都唔要。」這些「去中國化」言論，對大陸人來說可謂刺耳，但亦一針見血地點出了癥結所在。亞視就如香港縮影，發生在其身上的事，亦是始自回歸後香港要面對的問題。


和大陸融合令優勢消失

早在二○○一年，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在其卸任前演說「撫今追昔、翹首明天」，談及港人越來越把目光投向大陸，過於關注香港與大陸接軌，忘記香港與大陸的差異、與國際的傳統聯繫才是香港的優勢。當時惹來親中媒體口誅筆伐，事後觀之證明她不無道理。以近年陷入谷底的香港電影業為例，每年產量只有五十餘部，從業員除了埋怨受翻版和網上下載打擊外，有沒有反思當大家北望神州之餘，是否已失去了個性，為迎合國內市場而把自己弄得面目模糊？早年港產片的活力和魅力去了那裏？二○○六年，電影《黑社會以和為貴》港台同步上映，獨缺大陸市場，原因是大導演杜琪峰不想扭曲了電影完整性，沒有遷就大陸上映而修剪，索性放棄國內市場，其勇氣可嘉，因而贏得不少掌聲，亦贏得了極佳票房，證明堅持維護香港獨有之處才是生存之道。

香港的出路，不是和大陸融合，而是保留自己的特色以凸顯和大陸有所不同，如果這些優勢消失，如果香港和大陸任何一個城市沒有多大分別，香港人豈非自毀長城？王維基在亞視的改革甫開始已告失敗，未能令其撥亂反正，這除了是亞視的損失，也是香港人的損失。

的士危機難擺平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081209/11945858

上周三晚，包機事件尚未平息時，港府管治威信又再一次受到衝擊。事緣新界的士因受市區的士新收費影響而圍堵機場，而市區的士借勢發難，全城交通烽煙處處。其實事件早有預示，早在立法會正式復會前夕，已有數百輛市區的士在機場範圍遊行和在中環慢駛，以抗議「短加長減」，只是政府仍一意孤行照推方案，立法會又草草通過，建制內各門各派皆毫無危機意識，無視業界部份反對聲音。

時至今日，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邱誠武仍強調的士新收費是交通諮詢委員會與的士業界經過磋商後的結果，有關措施已經落實並不會改變。但他有否深究過當日業界代表的認受性和當前經濟情況的轉變？如果新收費是一個對業界有利的政策，為何會惹來激烈的反彈？ 

的士行業向來山頭林立，主要分為集團式持牌者、個體戶持牌者、司機和八折黨司機，身份時而重叠，但又時而角力，在加價問題上則各有盤算。交通諮詢委員會與的士業界商討時，要擺平各方利益不是易事。的士牌照是一項流動資產，連銀行也視其為貸款應可抵押品，不過交投並不活躍，近年平均都是每年約三千宗成交，即使存有溢價，價格仍高企不下，市場功能早已失效。持牌者為保持回報率，向司機收取的車租一定和牌照價格掛鈎，只要車租不斷上升，牌價自然水漲船高。租車司機的收入受燃料價格和車租左右夾擊，難免一肚子怨氣。近年經濟轉型，不少人轉業加入這個入行門檻低的行業，造成供過於求，而其他交通工具的競爭力則越來越強，的士早已沒有加價的條件。早前每程增加一元附加費後，部份的士司機收入竟不升反跌，可是這卻成為當日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鄭汝樺加快處理的士加價的理由，完全違反邏輯。

「短加長減」方案主要是針對所謂「八折黨」，令其給予長途乘客折扣時無利可圖，減低他們和按錶收費的司機的競爭力。「八折黨」的形成，全因為的士價格和實際供求脫軌。由於長途乘客偏少，司機為了做成交易，或者純為留住熟客，往往給予折扣，以和同業競爭。用調整價格來修補市場失衡，是完善自由市場最佳例子，其實「短加長減」的理念也是間接認同其比按錶收費合理。不過按現時法例，的士司機不按錶收費屬違法，而乘客向司機議價則不算犯法。法例除了對司機不公平外，亦違反自由市場原則。在交易中議價在道德上絕不是罪惡，只是過時的法例令人覺得這是洪水猛獸。雖然的士劃一收費是維持市場秩序和減低訊息費用的最簡單方法，但前線的士司機卻成為整個的士行業中最缺乏議價能力的一群，他們意識到自己唯一的本錢，就是堵塞車道搞抗爭。

既然的士危機勢難擺平，何不以創新思維處事？先清除不必要的管制和干預，將的士議價非刑事化，容許司機在一個預設的合理範圍內自行調整價格，讓的士收費交回市場決定罷。

港人無助熱線1868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081204/11928042

一名香港人從曼谷包車南下布吉機場不幸遇上車禍身亡後，差不多同一時間，港府終於宣佈派遣包機往泰國。筆者乃早了一天選擇同一路線返港的香港旅客，聽到消息後不禁悲慟難眠。

早在港府決定包機之前，國泰早已調派加班機往泰國，接載員工及手持其機票的乘客，但其他非國泰客戶，就沒責任照顧了。當時筆者身在曼谷，手持其他航空公司的機票，甫得知消息便跑往國泰辦事處，結果連登記候補機位也被拒絕時，也覺得沒甚問題，因為以自由市場經濟角度來說，這絕對是合情合理，旅客捨大企業而光顧價錢較便宜而商譽較差的品牌，就要付出風險代價了。在當時局勢未惡化時，筆者並沒有埋怨港府沒有派出包機，因為包機先例一開，就如銀行存款保障計劃一樣，只會製造不公平競爭，令經營有道的企業商譽貶值，得益者不是市民，而是那些無視市場風險或客戶利益的公司。


不登記求助者資料

但這並不代表筆者認同這個窩囊政府的危機處理能力。早在泰國示威者初時佔領機場之際，筆者已致電入境事務處主理的境外港人求助熱線1868查詢，豈料接聽者竟然只囑筆者留在安全地方，甚至沒有登記來電者的姓名和聯絡方法，試問一旦局勢轉變時，入境事務處如何通知在境外求助的香港人？其後筆者再致電查詢當前局勢時，接聽者竟然坦承其資訊來源只是來自報章和互聯網，其辦事能力和境外機構的關係不禁令人質疑。保護境外香港人安全是保安局的責任和義務，而1868就是最前線的一員，作用等同求助者一條救命繩，身在境外徬徨無助的人最基本需要的是資訊，可是連這樣最基本的服務也不能提供，其作用似乎只是用以統計求助數字，對求助者則棄若敝履。


管治威信蕩然無存

其後，泰國局勢急劇惡化，其他地方相繼派出包機往泰國接載國民時，議事堂內的不滿聲音越吵越烈，各政黨相繼要求港府出手，這時保安局竟發表聲明，不會派出包機往泰國接載滯留的香港人，潛台詞就是不會讓你們這班大叫大嚷的政客在政府身上掠取民望，強政勵治原來就是「鬥氣」的代名詞。直至有港人遇難，政府立即打倒昨日的我，派出包機，可謂進退失據，管治威信蕩然無存。

經此一役，香港市民都明白到，當在境外遇上同樣事故時，不要奢望這個政府能給予任何協助，更遑論出手相救；與其依賴政府倒不如光顧商譽良好的航空公司，買機票時付多一點溢價，是物有所值的。

中國不可無印 也沒有良品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081125/11889254

某日資百貨公司在租金昂貴的尖沙嘴商場開設大型分店。以今時今日的香港消費市道而言，敢於去擴張版圖，可算是逆市奇葩。這間公司曾兩度撤離香港，○一年重臨後越做越大，已在香港零售市場佔一重要席位。其品牌名稱，簡單解釋是沒有牌子的優質商品，而「無設計」、「減少浪費」就是其一直標榜的概念，這是一種環保、簡約、自然、基本的生活型態，充滿日本禪學品味。在現代文明社會，反璞歸真已是一種潮流；可是在落後地方卻是一種奢侈；而在發展中國家，就是弔詭矜奇了。

中國走上改革開放之路後，製造了一批批暴發戶，只見一張張農村氣息未脫的面孔，不協調地配襯一身名牌衣飾。他們主觀地認為優質商品一定會印上標記，以讓消費者易於選擇，更重要的是讓其他人知道自己消費得起。對他們來說，消費是用來炫耀，沒有品牌的產品是不屑一顧。當他們見到這間日資企業既低調和不標榜品牌，產品居然可以大行其道時，會感到既新奇又難以理解，劈頭一句就是「沒有牌子怎行？」這群消費得起的國人，口中雖經常念愛國，其實一早已棄用國貨，心繫外國名牌。在國內要找「良品」，除非是在外資企業售賣的舶來品。在香港、台灣、新加坡這些比較文明的華人社會，這間日本企業都能成功扎根，除了靠產品本身的質素之外，也需要消費者的品味來配合。至於在大多數人都需要解決生活問題，而財富只集中在少數暴發戶身上的內地，大家是不會花太多時間追求精神生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