濫用公共資源的罪與罰

日前申訴專員公署揭露一名領取綜援的三十八歲男子，四度虛報牙科治療，領取租金津貼卻拖欠公屋租金，又在三年間七度成功申請眼鏡津貼，竟敢惡人先告狀，投訴社署行政失當。另一邊廂，去年十月，有一名醉酒刁民召喚救護服務後，竟嫌到場的救護車殘舊而不願上車，事件擾攘了個多小時才肯就範。本來只會在喜劇內才發生的橋段，原來是真人真事。從這兩宗事件反映特區政府出了兩個問題，一是少做少錯的怕事文化；二是對濫用公共資源人士束手無策。

 

 

回歸後，兩任特首認受性低、施政進退失據，令負責執行的公務員團隊無所適從，加上民粹主義抬頭，令政府長期處於弱勢，上至高官下至前線，小至遇上工作阻滯、大至面對突發事件時都戰戰競競，害怕被投訴和招惹麻煩，按本子辦事最安全，就算出事也不用自己負責，決不敢因應現實情況而酌情處理；但遇上強勢對手時卻不敢據理力爭，這種比官僚主義更糟的怕事文化，一切以少做少錯為目標。說起來也弔詭，曾特首口中的「強政勵治」怎會是這個模樣？所謂管治威信也許只是「夜行人吹口哨」罷了。 

 

 

特區政府對付濫用公共資源最擅長一招，就是在媒體播放宣傳廣告。在綜援問題方面，去年政府製作了兩則廣告，一以足球賽中的「插水」比喻詐騙綜援；另一則則以排球賽中有受傷離場球員接受治理後仍不願出賽，以叮囑綜援人士重新就業。前者帶有警告意味，後者則勸勉受助者要自力更生。不過，以申領綜援數字來看，廣告所起的作用成疑。在濫用救護車問題上，政府製作的廣告也非常軟性，旨在提醒市民召喚救護車前要三思，但全片並沒有（也不敢）用上「濫用」一詞。不過，日前審計署發表報告顯示，緊急召喚次數由九七年的四十二萬宗大增加至去年五十七萬宗，而醫管局急症室資料顯示，零四年至零七年由救護車載送的病人中，約百分之四十屬次緊急、非緊急或未有分類的個案。救護車有否被濫用，顯而易見。 

 

 

在一個公民意識良好的國度，公德心應該是由家庭學校兩方面從少培養，潛移默化，政府用不著大花金錢拍攝廣告，以教育成年人濫用公共資源是一種自私行為這個顯淺道理。可是在一個社會公德淪落的地方，軟性宣傳對那些本性缺德的人又有何效用？更可能帶來副作用，令到自尊心較強但有需要服務的人因道德壓力而放棄求援。無論綜援還是救護服務，都是珍貴的公共資源，如果有人濫用，受影響的就是真正有需要的市民。既然如此，短線方法唯有治亂世用重典，對濫用者要加強罰則，「明碼實價」廣作宣傳，以收阻嚇之效。長線方法，離不開從教育方面著手，自少向小孩子灌輸公德概念，比硬銷認同國民身分更為實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