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會討論銀行加費如越俎代庖

甫踏入新一年，滙豐及恒生銀行宣布增加三十多項服務收費，一眾民粹議員又有話說，工聯會王國興在報章撰文，大罵銀行「徹底暴露其忽視企業社會責任和企業社會道德的剝削本性」；而劉慧卿更在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會議上要求有關方面提交相關文件以供討論，而該會已將其納入議程。但銀行是否一如他們所言的妄顧企業責任嗎？

金融海嘯來襲後，本地銀行可謂腹背受敵。先有被謔稱為「I kill you later」的股票累計期權（Accumulator）令一眾投資客戶損手；後有牽連更廣的雷曼迷債風波，殺盡不少忠心客戶，兩件事件均令銀行的商譽嚴重受損，客戶對其銷售的理財產品卻步，大為影響其非利息收入。另一邊廂，依靠息差的傳統業務也不見得好過，在聯繫匯率的緊箍咒下，香港長期處於低息環境，令息差收窄，嚴重影響銀行的利息收入，舊有的樓宇按揭息與最優惠利率掛勾，絕大部分都是負息差(P減)的合約，平均只有兩厘多。雖然新造樓宇按揭已調高，但由於樓市低迷，為減低風險，審評非常保守，有生意也不敢做；而向企業的貸款更「落雨收遮」，收緊信貸。銀行在各方面的收入均大減，業務比起過往年不可同日而語。近日匯豐股價大跌，而股票價格一般是反映半年後公司的經營情況，由此可窺見嚴峻的銀行業務前景。

銀行要生存就要開源，而增加服務收費是其中一個方法。至於客戶接受與否，則是「你情我願」，如果客戶覺得銀行收費不合理，大可取消戶口，把存款轉到其他收費較低的銀行。情況有如當年匯豐改變策略減少分行時，一些中小型銀行便積極吸納這批受影響的客戶，而且息率和其他服務費用皆比其優勝。這樣各銀行都能夠集中資源，服務其主要客戶群，無論銀行和客戶都各得其所，減少服務對象錯配的情況。

可是今次增加服務收費，竟被要求提交文件上立法會以供討論，就怎樣也說不過去。立法會不是股東大會，議員既非股東又非管理層，何以越俎代庖查閱上市公司業務資料？上市公司的管理層主要向股東負責，並以謀求利益為主要目標，如果卿姐是該兩間銀行的小股東的話，大可在其股東大會說出訴求，否則企業的營運策略干「卿」底事？同是民主黨副主席的單仲偕是民主派中比較了解經濟事務的一員，亦在匯豐身居要位，如果卿姐對銀行界有意見時，大可先向其討教，相信會有更理性的決定。

誰人有權界定淫褻物品？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090120/12110397

無論情色還是色情，在任何載體出現時，都是最吸引眼球的。所以在市場主導下，章子怡的艷照順理成章成為了各大報章雜誌的頭條；亦令不少所謂衞道之士看得牙癢癢，忙着向淫褻物品審裁處投訴了。與此同時，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李國能公開表示《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早應檢討，而淫褻物品審裁處同時履行「行政評級」和「司法裁決」職責既不適當亦不理想，並建議以陪審團制度取代現有的審裁委員制度。


保守勢力壟斷

現時《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對審裁員的要求極低，只要年滿十八歲、居港七年以上、通曉書面英文或書面中文就有資格申請，並由終院首席法官委任。可是，熱衷於這份差事的所謂「社會人士」，大都有濃厚宗教背景，以致整個制度早被保守勢力壟斷。 

香港人既受華人傳統思想影響，又接受了基督教的婚姻理念，雖混沌不純，但卻把兩方面最保守的概念兼收並蓄，並主導了道德標準。在這種氛圍下，不論是「情色」或是「色情」在公共空間出現時，部份人都會神經繃緊；而且站在道德高地者眼中更只有「色情」，而沒有「情色」，尤以淫褻物品審裁處的審查標準為甚。八七年所立的《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雖然內容尚算清晰，但因審裁員的標準不一，以致有報章刊登大衞像的廣告竟然被列為二級不雅物品的國際大笑話。


強套主流價值

「情色」乃台灣學者為英文字詞Erotica繙譯而成，並與含貶義的「色情」Pornography區別。前者對性意味的描繪之餘，有一定程度的藝術和哲學的概念；後者則主要展示或描述人體或性行為，目的為引起官能刺激。不過，兩者都有其存在價值和社會功用。當主流思想連「情色」和「色情」都搞不清，並一概把其視為骯髒時，就令公共空間枷鎖重重，社會一天比一天保守，而被謔稱為「網絡二十三條」的《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檢討諮詢文件，就是要強暴地加入這套主流價值觀。可是，世界是多元的，無論主流或小眾，都有獲取資訊的自由。尤其在無遠弗屆的網上世界，吾之甘飴，汝之砒霜，誰有權力去界定何謂不良資訊？香港是多元社會，尊重自由是核心價值，何以道德標準會淪陷予道德塔利班？

濫用公共資源的罪與罰

日前申訴專員公署揭露一名領取綜援的三十八歲男子，四度虛報牙科治療，領取租金津貼卻拖欠公屋租金，又在三年間七度成功申請眼鏡津貼，竟敢惡人先告狀，投訴社署行政失當。另一邊廂，去年十月，有一名醉酒刁民召喚救護服務後，竟嫌到場的救護車殘舊而不願上車，事件擾攘了個多小時才肯就範。本來只會在喜劇內才發生的橋段，原來是真人真事。從這兩宗事件反映特區政府出了兩個問題，一是少做少錯的怕事文化；二是對濫用公共資源人士束手無策。

 

 

回歸後，兩任特首認受性低、施政進退失據，令負責執行的公務員團隊無所適從，加上民粹主義抬頭，令政府長期處於弱勢，上至高官下至前線，小至遇上工作阻滯、大至面對突發事件時都戰戰競競，害怕被投訴和招惹麻煩，按本子辦事最安全，就算出事也不用自己負責，決不敢因應現實情況而酌情處理；但遇上強勢對手時卻不敢據理力爭，這種比官僚主義更糟的怕事文化，一切以少做少錯為目標。說起來也弔詭，曾特首口中的「強政勵治」怎會是這個模樣？所謂管治威信也許只是「夜行人吹口哨」罷了。 

 

 

特區政府對付濫用公共資源最擅長一招，就是在媒體播放宣傳廣告。在綜援問題方面，去年政府製作了兩則廣告，一以足球賽中的「插水」比喻詐騙綜援；另一則則以排球賽中有受傷離場球員接受治理後仍不願出賽，以叮囑綜援人士重新就業。前者帶有警告意味，後者則勸勉受助者要自力更生。不過，以申領綜援數字來看，廣告所起的作用成疑。在濫用救護車問題上，政府製作的廣告也非常軟性，旨在提醒市民召喚救護車前要三思，但全片並沒有（也不敢）用上「濫用」一詞。不過，日前審計署發表報告顯示，緊急召喚次數由九七年的四十二萬宗大增加至去年五十七萬宗，而醫管局急症室資料顯示，零四年至零七年由救護車載送的病人中，約百分之四十屬次緊急、非緊急或未有分類的個案。救護車有否被濫用，顯而易見。 

 

 

在一個公民意識良好的國度，公德心應該是由家庭學校兩方面從少培養，潛移默化，政府用不著大花金錢拍攝廣告，以教育成年人濫用公共資源是一種自私行為這個顯淺道理。可是在一個社會公德淪落的地方，軟性宣傳對那些本性缺德的人又有何效用？更可能帶來副作用，令到自尊心較強但有需要服務的人因道德壓力而放棄求援。無論綜援還是救護服務，都是珍貴的公共資源，如果有人濫用，受影響的就是真正有需要的市民。既然如此，短線方法唯有治亂世用重典，對濫用者要加強罰則，「明碼實價」廣作宣傳，以收阻嚇之效。長線方法，離不開從教育方面著手，自少向小孩子灌輸公德概念，比硬銷認同國民身分更為實際。